画画必须先解决文学问题-记著名画家杨福音

2010-10-13┎转自:未知┒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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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福音的“出长沙记”

  今年的国庆节,广东画院举办了《杨福音中国画展》,这是继上届“艺术长沙·杨福音艺术展”之后,规模较大的杨福音书画作品展。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大书《关于福音》也同时推出,比较生动地介绍了作为书画家、作家的杨福音先生的方方面面。

  在这本厚厚的《关于福音》的扉页,杨福音写道——

  “我是如此地感谢着长沙

  那里有如一潭深水

  间常回去

  随便掬起一捧

  足以润泽我自己的园地

  我又是如此地感谢着广州

  她赐给我安宁与寂静

  以便我

  在悠长而迟缓的日子里

  去追逐那个完美”  

  这里带出了两个地名:长沙、广州。

  杨福音是一个地道的湖南长沙人,他在长沙出生、读书、画画、写作,也在长沙成就了作为一个书画家的名誉地位。而就在他作为湖南画坛和文化界一个实力人物的地位确立以后,他却放弃了长沙和长沙给予他的一切,来到了他一点都不熟悉的广州。

  自1993年至今,在广州,杨福音就像一件产自长沙窑的老瓷器,南方的热风热雨,被他身上那厚厚的湖南釉隔离着,比如说,他与岭南文化和岭南画派,没有形成相互渗透和彼此影响,他也没有进入广东画家的任何圈子。在相比长沙更加喧闹的广州,他选择的是一种自找的、被疏离的安宁。

杨福音

  作为书画家,杨福音属于广东还是湖南,一直是令人好奇的话题,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权威的“大红袍·杨福音画集”,湖南那边说湖南至此有了三位画家出了“大红袍”:齐白石、黄永玉、杨福音。而广东方面也将杨福音算做广东“大红袍”加身的画家。杨福音从未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

  根据我的理解,杨福音举家迁到岭南,并不是对湖湘文化的厌倦、抛弃和背叛,也不是在脑海里对长沙记忆的清零,而是为了让湖湘文化那更纯粹的东西,像提炼过的铀一样,永远给他供应单纯的能量。可以说,杨福音的“出长沙记”,是为了摆脱那块土地将他渐渐推向一种无法避免的江湖——文化的江湖、艺术的江湖。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江湖,江湖的存在规则,并不与江湖中各种角色的实际文化水准相匹配。即在江湖中得意的、利用体制的力量长袖善舞的,未必在文化艺术的实际水准上真正得意,未必与文化艺术的女神有过多的梦里相会。江湖只是一个兑换利益的名利场,其喧闹和混乱、消耗与倾轧,常常令具有道德洁癖、有士大夫情怀余绪的人感到厌倦和憎恶。杨福音不愿意在这种江湖中消耗自己,高傲和自信,导致他必然选择一种方式,对这种江湖进行一种蔑视、悲悯、同情,以至最后摆脱和出走。

  也可以说,为了保护一种世间那说不清的人情温馨,杨福音选择了对那一个江湖人群的有意疏远,以便时时还能从那个江湖中,收获一种看似单纯的人情关怀和故乡温暖。当然,杨福音在广州,也没有进入岭南文化和画坛的江湖,这边的画坛人事变更和名利交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选择的是耕耘自己的园地,在节奏飞快、喧嚣热闹的广州,杨福音的日子却“安宁寂静”、“悠长而迟缓”,完全是广州的世外。

  当然,杨福音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是与人情世故完全隔绝的。准确地说,他选择了一种行走在江湖边上的生存方式,不受两边江湖的任何牵扯与干扰,独自行走,偶尔在狭窄的田埂上错出一步,被江湖的水弄湿了裤脚也是有的。他的孤独行走,让人想起那个曾在湘江边上孤独行吟的屈子和那个白眼看世界的八大山人。这种方式,孤独却安宁,寂寞而充实,更主要的是,带给他高傲的自信乃至自负,以及静观和俯瞰带给他内心优越的悠游。

  有论者说,杨福音的这种长沙与广州之间行走的生活方式,使他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心态,他解决了困扰当今中国画的许多问题。而杨福音先生私下很惬意地说过:我弄懂了中国画的许多问题。

  士大夫情怀的余绪

  杨福音先生身上有着这个时代极其罕见的士大夫情怀,或者准确地说士大夫情怀的余绪:内心有自己的标准,君子不党,向道崇德,修身自律,随和悠游,高傲自信。

  关于这一点,要从我自己与杨先生的交往中攫取一些小事例——

  我每去广州,如有时间,就去找杨先生,听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扯谈”。

  那一回,杨福音先生出版新著《金枝玉叶》,他说:“金枝玉叶这四个字,是石涛对八大山人的评价。石涛评价八大,只用了这几个字,就把一切都说尽了。什么是金枝玉叶?就是好。人活在世上,就是要知道世界上的好会好到什么程度!我年轻的时候,在文物商店或外地买到一个古董什么的,回来摆在书架上,自己当个宝贝。我父亲看见了,摇摇头说:这都不算什么,好东西你们看都看不到了。确实是,很多好东西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了。”杨先生见我看着他不出声,他带着类似诡秘的神情对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更看不到了。”

  有一回说到读书人与钱的话题,他说:我跟你说,读书人不是钱的问题,读书人对钱是有自己的玩儿法的,你比如说,傅抱石有一回逛文物商店,看见一方砚台。他拿起来用手搓了一下,这砚台是明代皇宫里的一对砚台中的一方,不知什么原因流落到民间来了。傅抱石问售货员这个砚台多少钱,售货员说:60块!傅抱石将身上所有的口袋翻遍,数了数钱,共80块。傅将钱双手捧给售货员,恭敬地说:实在对不起!我身上只有80块。将钱悉数留下,携砚而去。杨先生说:“你看,这就是文人跟钱的关系,多有意思!这就是傅抱石,那个时代的人呐!哼!”他的语气里洋溢着赞美与神往。

  杨先生的父亲杨导宏老先生,出身大户人家,曾经在上海跟徐悲鸿、刘海粟学画,有一幅照片,年轻的杨父在西湖边上写生,旁边是印度侍从给他打着遮阳伞。杨福音说起他父亲的另一件事,也颇令人回味,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陕西三原县一个学校教书,他住的房间挂了很多字画,也收藏了许多明清字画和当时的名家书画。后来老家长沙一封信让他回去结婚,他就将自己的房门一锁,随身带了简单的行李,将钥匙交给学校门口的门房,从此回到长沙,再也没有回陕西三原,一辈子很少提及这件事儿。杨福音说他的父亲晚年,一点都看不出当年曾经当过贵公子的痕迹,老人每天从市场买小河鱼干回来,极其认真地用拉直了一头的回形针,将小鱼干弄干净,一个上午就干这一件事儿,对外面的任何热闹都不惊讶。杨福音回忆他的父亲,很神往他父亲的那种绚烂之后的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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