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中国“国家名片”的设计者

2010-10-16┎转自:未知┒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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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前夕,我有幸采访了著名的美术大师周令钊老人,这位出生于1919年的湖南人很了不得,他不仅是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像的画作者,还是人民币二、三、四套的图案设计者,并参与了国徽、团徽等许多国家级标志的设计,被称为“国家名片”的设计者。

  采访在位于水上公园湖畔的部队中医理疗康复研究所里进行,周老夫妇慕名来这里请军医蒋戈利博士为他不太得劲的腿进行针灸治疗。周令钊的夫人陈若菊小他8岁,河北白洋淀人,这一对老夫妇,1949年“七一”在徐悲鸿家举行的婚礼,徐悲鸿是他们的证婚人。到现在61年过去了,真正的相濡以沫。

周令钊夫妇
周令钊夫妇
 

  周老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头银发,耳聪目明,交流相当顺畅,走路时虽说拄了一根拐杖,但步子很快,上楼梯也毫无问题,一点也不像91岁的老人。在他回答我提问的时候,老伴儿陈若菊一直在旁边帮他回忆和补充,只要老爷子一张口,她就不作声了。完全把自己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事实上我知道,她从一开始就是周老作品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更是他生活中的最佳伴侣。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谈谈他们的爱情故事,我说那应该是比艺术生涯更动听的故事。问他何以六十多年一生坚守?老爷子认真地说:婚姻是一生的大事,一定要选准,选准了就不能变。

  周令钊的人生相当传奇,他的母亲也是学画画的,曾经和杨开慧是同班同学。而人们熟知的著名画家韩美林又是他教过的学生。他的学生出色的不少,但他从不想以成功的学生来抬高自己,如果不是我先提起,他甚至都想不起来。

  周令钊夫妇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交谈中,仿佛有一股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徐徐吹拂着,悄然弥漫着,没有欲望,不计较名利,创作了那么多堪称伟大的作品,却从来没想到利用这一切去为个人获取什么,甚至连一张自己作品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来。

  采访后的第二天,我们特别邀请周令钊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周蓉一道参观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前厅,在周恩来邓颖超洁白的全身雕塑身后,整面墙的巨幅壁挂扑面而来,湛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白色的云朵,白色的浪花,在这蓝白交织的映衬下,一种激情和辽阔喷薄而出……这是周总理的胸怀,更是周总理的英魂在渤海的浪花间跳跃。鲜为人知的是,这幅壁挂的设计者,也是周令钊。因为听周老说,这个作品完成之后,他竟然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特意与纪念馆的邱主任联络,还周老一个心愿。

  走下汽车,我搀扶着老人缓步前行,像搀着自己的长辈,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从纪念馆走出来,大家又来到了不远处按原样仿建的中南海西花厅。当年为了给刘少奇出访设计国礼,周令钊曾三次到中南海的西花厅接受周总理的指示,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比如门口有一个放药的柜子,里面有很多药,开始他是在客厅里等,是邓大姐把他带到总理办公的地方……

  周令钊是一个画风多样的美术家,无论是古典的东方艺术,还是洋派的西方经典,他都充满了浓厚兴趣,并且在他的作品上都有体现。他说:“我设计的作品,品种也是多样的,比如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在方寸之间绘风云。更多的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壁画作品……现在我要出画册了,可我的作品却无法收拢,因为许多作品都刻在墙上。湖南常德的诗墙你们知道吗?(陈若菊告诉我们,那是一座数公里长的防洪大堤,很长。)我画了两幅石刻壁画《沅江水暖》和《澧水花繁》,一幅就是30米长,两幅就是60米长……”

  还有北京饭店的壁画《古都集翠》,人民大会堂石雕壁画《松竹梅》、湘绣屏风画稿《韶山冲》。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等等,周令钊一生画过很多重要的画,设计过很多重要的作品,可是他从来没有作过统计,更没有留下什么图片资料,从没有想过要为自己树碑立传,老人不图名不为利,一生坦荡,一身轻松,或许这才是他活到90多岁依然健康、依然潇洒的真正原因吧!

  看到纪念馆里一批批前来参观的青年学生,周令钊说,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对于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年轻,他们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大,他们的发展前途比我们长,谁羡慕谁呢?当然是我们羡慕他们。我现在要尽量地年轻化一点,别看我九十几岁,不能数时间,要是数的话,距离一百岁也就没几年了。我就是要把自己争取年轻化一点。不能让自己像个老头儿一样,我就喜欢逛超市,看看新的产品,新的式样,就是心态上要年轻一些。身体上再让医生给我“修理修理”。老人说得很轻松,笑得很温暖。

  我们的采访,就从61年前,他和夫人新婚后不久接到为开国大典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作画

  记者:您那时候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要画开国大典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紧张吗?想没想过,万一画不好,或者出点什么差错怎么办?

  周令钊:那时候不紧张,高兴啊!旧社会结束了,新中国开始了。多高兴啊!

  记者:之前您见过毛主席吗?

  周令钊:见过。1949年7月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第一届文代会时,我在会上见过毛主席。开国大典我画的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作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

  记者:那么这幅画您是在什么地方画的?

  周令钊: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露天画的。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我在铁板上面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

  记者:先画一个小样吗?

  周令钊:用一张透明纸放在主席的照片上,纸上打上格,然后先画一个稍大的样子,照片太小了。打了多少格?记不得了。先从上到下打格,等宽,大概是六米七高吧,我是按比例来打格的。

  记者:您在画这幅画像的时候,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地方?

  周令钊: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他特殊的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地体会。

  记者: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油画近看和远看的效果不一样,这么大的画,您要不停地在近处画,再到远处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周令钊:那幅画比两层房子还要高,(他比划着房间的高度),一个眼睛就得画这么大!我画画也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搭脚手架,然后不停地爬上爬下。我也是第一次画这么大的像。

  记者:您既要作画,还要像运动员一样爬上爬下。既需要艺术,又需要体力。那时候开国大典在即,时间紧迫,您的画只能画好,不能出一点差错,很难吧?

  周令钊:没想过。我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杂念多了就画不成了。你要是老往杂念上想,会是无穷无尽的,你要是往画的本身去想,也是无穷无尽的。那就看你往哪个方面想了。我根本就不往别的方面想,只想画好这幅画。

  记者:从没想过个人的得失吗?

  周令钊:我总觉得,名利是后来的事,不是你自己的事。你要是画好了,大家认可,那我就高兴了。做事情,总还是要讨个高兴嘛!

  记者:当时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督促这件事?

  陈若菊:他当时是北京市长,他来的时候就穿一身灰土布的军装,很随和,我们也没有感觉是要来一个什么大官儿。他要看一看,这个像画得怎么样了,他才能放心啊。他上城楼来一看,对主席的脸部、表情神态都觉得很像,就很高兴。看完后他提出:开国大典,主席的这个风纪扣还是系上的好。因为照片上是这粒扣子是敞开的。所以,等他一走,我们就把主席的风纪扣给“系”上了。(笑)

  记者:周老,我看有介绍说,您一开始在毛主席衣服上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但后来在开国大典前夜,中央领导又让您去掉了?“为人民服务”是原来照片上就有的字吗?

  周令钊:照片上没有这五个字。当时交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要求我在毛主席衣服上要画出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这是中央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很重要,所有的机关单位的大门口都写着这五个大字。但是真正画上去了,就显得很不协调,因为天安门广场很大,那个字画在衣服上很小,远远地根本看不清楚,还破坏了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到天安门城楼上才发现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就决定还是不要这几个字,让我立刻把字去掉。

  记者:又连夜把您叫过来修改,那时候离第二天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多少时间了吧?

  周令钊:画像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好了,再拿下来已经不可能了,那画很重啊。当时我们已经回到家休息了。大概是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来人叫我先不要休息,赶快去天安门改画。车子把我接到天安门。画像在上,下面是高高的城门洞,那时候也没有升降机,一般的木梯子也没有那么高,怎么办呢?就只能一个梯子、一个梯子地接起来,一共接了三节。

  记者:据记载,天安门城楼中间的那个门洞高8.82米,主席像就挂在那上面,加起来得有10米高了,您怎么在上面改画?

  周令钊:因为在门洞上面,梯子的中间部分没有依靠,接起来的梯子又软,风一吹还在晃悠,我还得拿着照片,拿着颜料桶,爬爬爬,爬上去以后只能画一部分,然后再下来,挪那个梯子,再爬上去画一部分,然后再下来挪梯子……

  陈若菊:幸亏周老没有恐高症。

  (回忆到这儿,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边说边笑,仿佛那年轻时光并不遥远,那为开国大典画主席像的岁月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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