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兴侍郎坦摩崖石刻群纪略

2013-08-14┎转自:www.hnartist.com┒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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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2013年5月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湖南郴州永兴县的侍郎坦南朝线佛像石刻和唐朝摩崖石刻群位列其中。此处景观因在连接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便江绝壁,多年来不为人所知。此次公布后,考古界与书法艺术界公认其价值不逊于郴州市区苏仙岭的“三绝碑”。2013年7月底,我们有幸参观了此处“国保单位”,一路美景让酷热的暑气有所消退;归途中,回味韩愈《山石》一诗,得句:“僧言古壁佛画好,山红涧碧踏浪归。”
 
    贬谪赴任,韩愈结缘郴州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祖籍河北昌黎,生于河南河阳,世称韩昌黎,3岁时即父母双亡,就养于长兄家,后长兄亡故,全依寡嫂郑氏抚养成人,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一生曾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他两次被贬出长安,经汉水入洞庭进入湘江,一路行吟,感受到湖湘经世致用的文化底蕴和瑰丽的山水风光,留下大量的诗文描绘潇湘胜景。
    我们清晨从永兴县城出发,出城沿便江边修筑的水泥硬化路上溯15公里,便见一路奇景。公路两边依旧是典型的湖南丘陵地势,山体却突然变成上面绿色掩盖,中间至山脚寸草不见,各种横纹、竖纹拱现在山体上,如一条条纹理,或者一道道伤疤,呈现出鲜红、暗红之色。熟悉地理的人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在通过一个小型水电站上拦河坝形成的过江公路后,来到一处由3个大小不一的红砂摩崖坦洞相连组成的丹霞地貌区,这里全长约150米,最深处达16米。坦内崖石嵌崎,洞壑清幽,坦底连江。
    侍郎坦石刻群位于湘粤古道水路便江北岸,便江是耒水上游,是连接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经耒水南下郴州至岭南的一条水上要道。现存南北朝以来摩崖石刻15方,尤以近年考古发现韩愈、李吉甫、杨于陵、柳宗元等名宦题刻后,在考古界和书法艺术界享有盛誉。在地方政府和附近居民群众的积极保护下,郎坦摩崖石刻群独具特色的唐代石刻、摩崖石佛像得到了有效保护,吸引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历史学家及外地游客前来研究、观赏。
    便江两岸丹霞地貌遍布,苍松翠竹,岩壁耸立,风光旖旎。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题刻。韩愈两次谪贬南迁,都是走这条水道。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与永兴便江的侍郎坦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呢?韩愈因生活际遇与仕途跌宕,一生曾5次途经郴州,其中最久的一次是贞元、永贞间(805年)韩愈俟命于郴长达3个月,留下了不少诗文,与郴州结下不解之缘。公元803年,关中大旱,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触怒了唐德宗,被贬为阳山令(今广东西北)。在贬谪赴任途中,韩愈乘舟途经便江,遇雨,泊舟登临江边一巨型天然坦洞,手书“昌黎经此”四个大字于石壁之上。两年后,唐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再次经便江赴荆州任职。后人为纪念韩愈,在其题字处分别刻下了阴阳两幅“昌黎经此”题刻。阳幅直竖,阴幅横排,笔迹相同。双幅如印,字大尺五见方,皆为行楷,遒劲有力,气势雄浑。此后,这一天然坦石被当地人称为侍郎坦,据文物专家考证认定,这是湖南省首次发现的韩愈手迹题记石刻,也是我国唯一一处韩愈旅途题字留念处。
 
    古壁题词,历史细节可窥
    自韩愈泊舟题字后,历代不少官宦显贵也相继来到这里寻踪访幽,题刻留念。在侍郎坦内发现的15方文字石刻中,有11方是唐代石刻,除韩愈外,还涉及到唐代郴王李逾、宰相李吉甫以及杨于陵、杨景复、路恕、韩泰、柳宗元、诚盈等名臣、高官、名宦、迁客、高僧。这之中,尤以郴王炼丹石刻和纪游题名石刻最具特色。该石刻群是湖南省发现的最大的唐代石刻群,是湖南首次发现南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和韩愈、李吉甫、杨于陵等名人名宦题刻。这些题刻记载人物、官职清楚准确,时间、地点、随行、陪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为后世考证此石刻群的历史信息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对研究唐代郴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及这些名人名宦的生平业绩有着重要意义,为研究当时的语言文字及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侍郎坦唐代石刻中文字语言十分丰富,如“河东柳从过”“梁褒先因行春经此”“安政恒至此阻水”等,用词简洁,形象生动。10多方唐代中晚期石刻题记的书写风格、字形、体态、气势和神韵,都具有庄重大方、古韵十足的气息。虽然书写风格各异,时间跨度有100多年,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斤,没有一笔一画有娇媚粗俗刻意做作的地方。“昌黎经此”四字大气雄浑,体势遒劲,书法精熟,有大家风范。其他几方唐代刻石题记,书法艺术特征非常具有个性和功力,没有一点唐代以后宋元人的痕迹。
    纪游石刻群是侍郎坦内一颗颗光芒四射的明珠。韩愈被贬阳山的当年(803年),唐代高官路恕、李吉甫在返京途中也在此题刻:“清河路恕体仁,朝议大夫、前守郴州刺史李吉甫贞元十九年岁次……蒙恩除替,归赴京阙……”之后,永州刺史柳宗元、监察御史杨景复、陕州参军杨必复等等诸多唐代名宦在途经此处时,皆刻石题留,留下了珍贵的唐代文化遗存。
    侍郎坦石刻也为研究唐代炼丹文化提供了重要佐证。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四月,时任郴州刺史的杨于陵,来到北岩(即“侍郎坦”)留题。郴王李逾为唐代宗第五子,大历十年(775年)始封郴王。领渭北鄜坊节度使,建中四年(783年)改称丹王,元和十五年(820年)薨。丹王为“备正月金丹”事,偕杨刺史同来,还有南岳衡山高僧诚盈,记录了唐代王室探索与实践“长生而炼丹”的故事,该石刻为研究唐代炼丹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在侍郎坦石刻群中,有一幅石刻别具一格。这是一幅较完整的阴纹线刻佛教造像。右刻像主姓氏“刘乾祚造佛”,左刻造像题记及“佛弟子……拜供”等字。这是湖南首次发现罕见的南北朝时期的摩崖线刻佛像及石刻题记,为研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石刻位于唐代石刻群的中右方,是南朝梁武帝中大通七年(535年)的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大都剥落,可认得出来的字有32个,上方还有一尊佛像。该石刻的发现,填补了湖南省南北朝摩崖石刻造像空白。

鲁田 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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