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简帛书法-写在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成立之际

2010-10-28┎转自:未知┒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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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帛研究缘起

  简帛,简牍与帛书、帛画的简称。简牍又分竹简、木简与木牍、竹牍。许慎《说文解字》:简,牒也,从竹。今南方出土之简多竹制,北方出土之简多木制。《说文》:牍,书版也,从片。片,剖开之木,制平为书版,故牍以木制。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汉简中有竹牍一枚,长23.2 厘米,宽4.1厘米。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中有竹牍一枚,残长21厘米,宽4厘米。两竹牍皆出于湖北江陵,盖出于竹材易得也。简与牍的区别,除竹、木材质外,主要在于用途、书写方式、材质规格。简,又称“简策”,多用于抄写文书典籍,单面、竖写、单行,两行或者两面书写的极少。牍,又称“版牍”,多用于公文信札,两面、分栏、竖写,有多至5栏的,单面书写的极少。现存出土竹简,一般简长20 ~30厘米,另有长80厘米以下不等,宽一厘米以内,厚0.1厘米左右。木牍,约长23厘米,也有如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秦木牍长46厘米、湖北云梦龙岗出土秦木牍长36.5厘米的特例;牍宽4厘米左右,也有极少宽至12厘米的,厚0.5厘米左右。

  帛,也称缣帛,古代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帛书,就是在绢帛类丝织物上书写的文书典籍,帛画,就是古代以绢帛为载体的绘画。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帛的国家,时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的神话传说,一直是中国农耕社会妇孺皆知的动人故事。帛本是制衣材料,用来书写、绘画,有据可查的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现存作为书籍的帛书,其一是1942年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墨书900余字,解放前已辗转流入美国,现存美国赛克勒美术馆。其二是楚帛书出土30年后,距子弹库楚墓不远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帛书,墨书12万余字。

  把出土的竹简、木牍与帛书、帛画作为同学科研究,是因为在纸张广泛使用的魏晋之前,简、帛是主要书写材料,虽然孰先孰后无法确认,但均年代久远,前后相近。其次,简牍、帛书都是用笔墨书写抄录的文书典籍,内容、字体亦无大区别。简、帛同科,有利于简、帛互证以及多学科结合的比较研究。

  诚如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每一次文献资料的重大发现,都推动了学术研究的重大进展。20世纪文化领域堪称重大发现的,包括甲骨文、敦煌石窟文献和简牍、帛书的出土,其珍贵如同20世纪发现的大熊猫。王国维以乾嘉学派治经史之法参酌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出土文献的研究、利用指示了方向。简帛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文化苦旅。

  近一百年来,简帛研究的主要方向,一是以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牍、帛书进行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研究;二是从文化史、学术史、风俗史的角度,对简帛进行社会学研究,比如出土简牍、帛书反映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天文历法以及生产和生活技艺;三是考古学和中国文物学科的研究。由于先秦、两汉简帛资料的重大发现,吸引了包括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商承祚等著名专家学者,取得了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认真考索便不难发现,除杰出诗人、学者、书法家郭沫若对简帛书法略有涉及外,学术领域长期没有专题研究。郭沫若说:楚帛书“抄录和作画的人,无疑是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如果不是郭沫若目光如炬,指明方向,也许后人还在漫无边际地摸索。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的吴魏院长就在郭沫若指引的简帛书法领域,潜心整理研究,苦苦追寻求索,为中国学术史和中国书法史填补了轶失近两千年的简帛书法。

  简帛书法研究

  一、简帛书法为民间日用

  在甲骨文之后,纸张广泛使用的魏晋之前,简帛是朝野主要书写材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农民起义,起义首领陈胜、吴广为树立威信,唤起民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藏于鱼腹,众人得帛书大惊,坚定了起义决心。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起义第一张宣传公告“陈胜王”就是用朱砂写的帛书。第一位因农民起义而登帝位的汉高祖刘邦,为策动沛县城中百姓起事,“乃书帛射城上”,大约也是一份宣传公告或者声讨檄文之类。就是这样两份小小的帛书,在秦始皇缔造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陈胜、刘邦选择帛书因其轻薄便捷,与社会通常书写文书典籍的帛书也许有所不同,但足以说明帛书在秦汉时期运用的广泛性。这样研究是为了回应一些学者关于楚帛书、马王堆帛书之巫术说。郭沫若认为楚帛书“无疑是巫术性的东西”;商承祚也认为帛书是“占卜式宗教迷信的东西”;饶宗颐也说过帛书“楚人占验时月之用”。的确现存的帛书都是秦汉古墓出土的随葬品,楚地也有崇尚鬼神的民俗,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帛书只是巫者书写、祭祀丧葬所用,从马王堆出土帛书12万余字,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舆图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可以肯定这些帛书是墓主人生前习读的典籍,而不是祭祀随葬的急就章。只不过湖南长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楚人高超的墓葬密封技术,才使当年流行的文书典籍在密闭的古墓静静地陪伴主人走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在20世纪以后陆续重见天日,而其他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简牍、帛书却没有这样的机缘,早已因年深日久,或者在战争、灾难中灰飞烟灭,消逝殆尽。这不能不说是研究简帛书法首先要澄清和解决的第一大难题。

  二、简帛隶书自成一体

  在简帛书法流行的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连同字体急剧变革的时期,简帛的材质、规格、书写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只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使后人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依据历年出土的简帛,研究简帛书法的字体变化和书写特点。

  现存的楚帛书诚如郭沫若所说:字体虽是篆书,但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后代的隶书。楚简与楚帛书的字体大致相同,字形扁平稍倾,篆书的圆曲笔划减少,书写更为流畅、秀丽,只是尚无隶书之波磔,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于原始隶书,或称“古隶”。秦统一六国后,把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根据不同场合或者功能,民间也使用大篆、隶书等字体,史称“秦书八体”,八体之中是否有简帛隶书尚待考察。两汉时期,使用最多的书体是小篆、隶书、草书(章草)。小篆主要用于官方或者庄重场合。隶书,按照汉代史学家班固的观点是“徒隶”之书,故为民间日用。汉代的草书又称章草,主要用于个人著述或者账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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