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禅宗与怀素新解(王淮仟)

2011-03-23┎转自:未知┒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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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悠悠几千年的中国书法艺术演化史上,尤其是在草书的演化史上,怀素以其狂草而显赫,已成为书道同仁的常识。然而,要真诚地体悟怀素的书法遗作,又不得不探究怀素所处的中唐社会时代情绪、中唐禅宗精神及怀素的生命主体情绪,因为这些综合因子是怀素草书的要谛。只有解决了这些对怀素草书探究带有根本性及实质性的问题,我们才能深解怀素,从而才更有利于我们体悟怀素的书作本体情绪,汲其营养,以利推进当今乃至后来书艺,尤其是草书的极大发展。这就是我选写这一命题的初衷与旨归。

  历经了对怀素书艺与中唐社会时代情绪、中唐禅宗精神及怀素生命主体情绪的理性思考,我认为,怀素是一个真诚的地地道道的佛门弟子,其“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的所做所为均为佛事,尤以草书的学习与创作为佛事。

  怀素所处的中唐社会时代情绪是与中唐禅宗精神合于一流的,所以只要我们究清了中唐禅宗精神,中唐社会时代情绪则不言自明。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历经了东晋、南北朝两次繁荣,演衍到隋唐步入了第三次繁荣。与此同时,又历经了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糅合与异化,到了怀素所处的中唐时期,禅宗大盛。

  禅宗重视“本心”,追求“梵我合一”,“佛即我心,我心即佛”。“云何即得解脱,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事事。”(《大珠禅师语录》)佛在哪儿?无处不在处处在,见性成佛,在每个人的心中。我心即佛,一切外在的束缚,为偶像崇拜、经典研读、持戒禁欲坐禅等,都是对人本心的抑制,均应予以摆脱,追寻自由自在。中唐卷起的这股“狂禅之风”,极有代表性的应推德山宣鉴禅师的宣言:“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七)这种呵佛骂祖,反叛一切教条,唯有“我心”才是支配自己一切行为的放任自流的根本,就是要求对人的主体性的彻底解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的潜能得到较大自由的释放。中唐时期的这种禅宗意识那是对佛教的真正的大彻大悟。“佛要我们‘观照自性’”,盲目的信仰和迷信都为佛所不取。佛的态度可用下面几句话来归纳:“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法师,我怎么说,你也就怎么信,你必须把我的话拿来与你自己的经验以及你在定中所得到的直觉知识互相印证。做了这种试验之后,再去接受你所认为真理的东西吧。”(《佛教与中国文化》第8页,张曼涛主编,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10月第1版)中唐“狂禅之风”正是人们遵照佛的这一意旨,在禅定之中或禅定之外对中唐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现实氛围进行了以感性为基础、以理性为主导的观照之后而形成的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逻辑相对应的“佛即我心,我心即佛”。正因为怀素身处这一特定禅宗精神的氛围之中,加之本身就是僧人的他通过自己生命主体的体悟,用禅宗精神对自我进行了观照,追寻自我生命主体的终极,于是构成了他与中唐禅宗精神不尽一致的不拘佛门具体而实在的清规戒律,发扬光大佛的精神,任情恣肆、狂放不羁的生命主体情绪。

  经过前文对中唐社会时代情绪、中唐禅宗精神及怀素生命主体情绪的考察,我们不能不得出——怀素的一切行为“尽是佛事”的这一论断。

  相传,在唐大历年间一个盛夏的某日下午,怀素仰卧长安郊外道旁古松下收凉,上眺蓝天,时而缕缕白云,飘然腾升;时而乌云蔽日,姿态万幻;时而狂风卷起,云渐驱散。这些忽聚忽散的云彩幻化,玄妙无尽,使怀素沉醉其中,意迷难返,云如笔墨,天如纸,云在空中写字,怀素在胸中练笔,“顿悟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宣和书谱》)。又相传,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怀素漫步湘江,观淼淼江水,察明暗旋流,听息息江音,顿悟了书法轻、重、缓、急、提、按、使、转的行笔大道。如此这般,都是彻悟之际,茅塞顿开,犹梦方醒的“佛陀”一词本意的体现。

  “宗教总是依赖其他重大领域的语言。它需要理论的、审美的精神构成物来表现自己……宗教意识的理想价值体系一旦从不断自我更新的规范精神中历史地发展形成之后,总是由高尚的艺术和伟大的哲学给予进一步的阐发,精益求精。”(施普兰格尔《价值的等级》,转引自《人的潜能和价值》第41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2月版)怀素的嗜书法如命,就是借助书法这一高尚的艺术“精神构成物来表现自己”的“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的禅宗精神,其酒酣进入似醉非醉的物我合一意态时而书,就是通过狂草这一中介而阐发禅宗的精神。其在湖南零陵广种芭蕉苦练书法,即是自我修炼禅宗的一种行为表现。其对书法的如痴如醉,也就是对禅宗的如痴如醉。

  怀素之所以迷恋于草书的研习与创作,是因为草书这一形质,与其他书体相较,最能极大地释放他追寻自我生命终极的主体情绪。怀素的生命主体情绪选择了草书,同时草书也选择了怀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与认同。

  “感情总是在寻求表现手段,即寻求一种物质形式,一种能唤起感受的形式。然而重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内在因素,它制约着外在形式,正如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观念决定了我们的言词,而决不会是相反。所以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由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所决定,这是艺术中唯一不变的法则。”(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怀素那狂涛巨澜般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主体情绪,只有释放出来,才能获得禅宗意味上的精神自由,在他起决定作用的“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下,自觉不自觉地必须“寻求一种物质形式”作为“表现手段”。作为书家的怀素在书法的篆、隶、楷、行、草等五种“物质形式”中,只有草书,尤其是狂草这一“形式”才能够比较酣畅尽致地“唤起”他那对自我生命主体情绪的“感受”,这也是由书法,尤其是草书表现情绪的特性所决定的。

  “美术有一种要素,就是表现个性。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即如图画、雕刻、建筑,无不有个性存在其中。但是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的,莫如写字。前人曾说:‘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这两句话,的确不错。放荡的人,说话放荡,写字亦放荡;拘谨的人,说话拘谨,写字亦拘谨,一点不能做作,不能勉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百零二《书法指导》)各类艺术都能表现作者极具个性的生命主体情绪,然而书法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这是由书法宣泄情绪的本质所决定的。深具个性的不同的人写出的字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书者生命主体情绪的异同所致的。对怀素来说,只有草书——尤其是狂草,才会与之内在的狂放不群、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地追求自我生命终极的主体情绪相对应。学习创作草书——尤其是狂草,既是怀素参禅的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他追寻生命主体终极的一种手段;狂草既是他的佛事,同时又是他的生命,所以他一生自觉不自觉地对之用功极勤、极苦,相传,他习书秃笔成冢、广植芭蕉、漆盘木板皆穿、从湖南北上长安、观夏云、察秋水等皆为明证。正因为怀素勤学苦练,加之其悟性超人,从而在书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他的书法在当时就得到文人雅士的高度称赞:“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臬、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旭)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熟谓不可?”(《宣和书谱》)也正因为怀素的书法取得了如此惊人的业绩,所以人人见之爱不释手,故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可观,仅宋徽宗御府收藏怀素的书迹如《孝经》、《自叙》等,竟达101帖之多。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怀素的墨迹、碑文有《自叙帖》、《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千字文》、《藏真帖》、《圣母帖》及《律公·脚气帖》等,其中最能体现怀素生命主体情绪的莫过其狂草《自叙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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